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

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,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。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,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。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、性质、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,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。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、消费者隐私权保护、公益诉讼、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。     

中国民间组织研究中的概念矛盾分析

国内关于社会组织研究在主体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一些矛盾 ,导致学术界的现有研究面临诸多困境。解决概念使用和研究效用的矛盾 ,要在兼顾逻辑顺畅和边界清晰的前提下 ,慎用外来概念 ,对比研究时最好集中使用“非营利组织”概念 ,国内研究统一使用“民间组织”概念 ,把“官办”、“半官办”的社团组织及“公办民助”的事业单位概括为“准民间组织” ,以与纯粹的民间组织相区别。     

论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

基于检察监督理论和公益原则 ,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一定的民事诉权。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应当包括 :违反亲属法并损害或危及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;环境污染和产品责任等公害行为 ;垄断行为 ;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。     

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

要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,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改革应当齐头并进。目前,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监督工作有很多困难,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还没有开展,文章分析了其中原因,以中外检察制度的本质区别为突破口,论证了加强民事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,并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。     

从四个维度论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意蕴所在

构建学习型政府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,是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保障,也是提升政府核心竞争力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唯一途径。本文从时代、政治、政府、社会四个维度来探讨我国建立学习型政府的意蕴所在。     

“上海合作组织”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

金融合作是“上海合作组织”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,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。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,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,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,对于推动“上海合作组织”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根据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》的原则,“上海合作组织”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,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、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。当前的工作重点是,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。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“双轮驱动”策略: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;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。     

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辉煌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曾出现过两次机遇,但都没能把握住。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就票号错失变迁机遇进行了分析,指出其根源在于: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———初级行动团体的缺失。由于其内部制度导致了决策层创新能力的逐步弱化,阻滞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形成;第二次合组银行失败———次级行动团体缺失。由于组织内部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。     

试论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困境

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，已在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，打击恐怖分子和“三股势力”，维护中亚的安全和稳定，以及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但自身也存在许多的矛盾和困难，在对外关系上也面临许多挑战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     

民间组织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

民间组织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迅猛发展,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,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,保证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不仅仅是登记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。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部门,也应该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高度,积极会同登记管理机关,促使民间组织积极作用的发挥,尽可能地缩小和克服其消极面的影响,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。     

基于企业内在生态的学习型组织模型研究

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中,企业不仅要构建组织与环境的外在生态,而且还要处理组织内部要素之间的内在生态问题。在创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,企业需要在组织主体、组织空间和组织时间上实现内在生态化,分别形成学习主体模式、学习运行模式和学习发展模式,从而构成基于企业内在生态的学习型组织模型。